泥地里走出来的国士风骨——我与任玉岭先生工作相交二三事

我在中国商业联合会期间，因工作原因与任玉岭先生结识，这二十多年前来，因为他实在忙碌，我们实际接触频次并不高，但他的为人处事，他对工作严厉到苛刻的作风，尤其是，他基于严谨调研基础上建立的独树一帜的方法论，不仅给我和协会同仁留下深刻印象，更对我的工作和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期看到王海沧先生撰写的《任玉岭传奇》公众号连载，触动很深，几乎每一篇都让人掩卷长思。海沧先生记录的不仅仅是任玉岭生动鲜活的过往，更是通过质朴而客观的刻写，展示了任老在共和国制度建设、机制完善阶段中亲身参与的一个个珍贵截面，我认为对我们当前的工作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启发意义。

跟同事聊起这些感受的时候，都劝我写下来。确实，看到海沧先生整理的这些接近于素材的资料，非常感动，我想，如果能够说一些多年来想说而未说的话，也借此向海沧先生的整理工作表达我的敬意，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和机会了。

2005年3月的某天，我和安徽、广东、山东几位省供货商协会的会长和秘书长们按约定时间到达京东某驻地，那时任参事还在全国政协常委位上，正参加政协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刚落座他就走了进来，面无表情，正想介绍同行人员，他一摆手说不用，我也记不住，知道大家身份就行了，直接进入主题吧。

于是，大家开始反映那家在华美资连锁零售企业普尔斯马特的各种问题，结合各地供货商协会所掌握的情况、材料及案例，我们认为这家企业有极大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拖欠银行、物业以及供货商款项，仅就所掌握材料，其全国四十一个分店（分公司）欠资总额达数十亿元（当时向他汇报了具体数字）；其次是整个体系都存在恶意抽逃注册资本现象；此外，该企业可能涉嫌资金境外转移。

所有这些，均为蓄意及有计划实施。

大家拿着材料，你一言我一句地给参事列举诸多触目惊心的例子。以合同取得物业场地的使用权，然后以装修和试运营等各种方式拖欠租金；在某市分公司完成注册并得到地方银行贷款后，立刻把注册资本基本全部抽走；巧立名目，增设各种五花八门的所谓“通道费”，导致年底结账时，经常出现供货商倒欠超市费用现象；根据在广州青岛合肥等地了解到的情况，仅仅卖纸、卖蔬菜的小供货商就动辄被拖欠上百万；南方某市有供货商因被欠款走投无路跳楼自杀；一批被拖欠货款的吉林供货商，开几辆卡车开到秦皇岛，一夜之间把普尔斯马特秦皇岛分店砸个稀烂，所有货物一抢而空。

整个汇报过程，参事安静地听着，不时简短插问几个问题。

汇报结束后，参事单独留我下来。

“蓄意的恶性欺诈。” 望着堆在桌上的一沓沓材料，参事说，“如果都像他们这么干，不仅供货商的血汗钱被吞噬，整个零售业的生态都会崩盘。”

他说，“这非个别现象，我收到不少情况，这个问题在行业有蔓延趋势。”

他特别问及我向有关部委汇报的情况，做了一些专门交代。

参事最后说：“此事非同小可。你配合一下，我马上写报告。”

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复兴门45号院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任参事，他说马上国务院办公厅某局有一份传真发过来。

当那份有密密麻麻签名的、盖着各种公戳的传真件被传真机吐出，摆在我和同事许湘、汪艳面前时，感觉像在梦里。最醒目的是传真件上总理的亲自批示，干净利落的几行毛笔字，力透纸背，显得那么果决而坚定，那上面的每个字、每个签名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

此后，商务部连续两次请任参事到部里座谈，一次讨论零售商法规问题，一次讨论供货商法规制定。不久，十一部委联合下文，展开了打击我国商业领域欺诈行为的工作部署。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那次，我和同事们第一次真切认识到：一位真正扎根实际的参事，在繁复而艰巨的制度变革中，他的力量可以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

任玉岭的目光从不局限于“纠偏”，他更看重的是“建策”。

2013年初，我带队到“马铃薯之乡”乌兰察布市做马铃薯产业调研，一家国内知名供应链公司老总同去，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特色农产品的金融供应链设计。

但在调研中，我们对马铃薯产业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有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认知。马铃薯因为其全营养、易生长及种植便利，国际上一直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2008年被联合国命名为“马铃薯年”。但在我国，由于马铃薯未能被纳入主粮体系，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产业发展受到了较大限制。

为此，工作组临时调整考察主题和行程，开始对马铃薯整体产业进行专题调研。

回京第一时间把此事向任参事作了专门汇报。参事极为重视，事实上，2008年《农民日报》曾把任玉岭列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农业三十人”之一，他对马铃薯的产业特点及其战略价值早有关注和研究。

参事结合我们的情况反馈，综合大量材料，进行了更深入的实际调研，很快形成一份重量级报告，核心思路包括：把马铃薯上升到国家粮食安全和战略安全的高度；建立区域带战略储备线；严控外资进入马铃薯原种产业等。

不久，一篇题为“把马铃薯上升为我国主粮给予支持”的报告递交到决策层，后又被指示在相关高层传阅讨论。2014年的4月，我在南方出差期间，接到任参事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少有的兴奋：

看到人民日报了吗，好消息啊，中舸，马铃薯终于上升为我们国家的第四大主粮了。

那一瞬间百感交集。这么多年，多少专家奔走呼吁，多少会议争论不休，终于尘埃落定，开花结果了。

他对中小企业工作非常重视，还曾应我之邀担任创投会名誉会长。他有几句话我和同事一直记得：

我支持你们，是因为你们服务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群众就业的机器，是百姓致富的载体，是最需要认真扶持的群体。

他说将来如果我们国家强，一定是因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强。

他曾在国家科委任职，参与筹建“星火计划”，非常重视中小企业创新。他说国家强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支持中小企业就是支持国家创新。

他太忙，有时一年难得见到一回，屈指可数的接触过程中，总是特别叹服他知识之全面，认知之深刻。

有一次我安排他到一家东北的葡萄酒企考察。他谈起当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怎么由保加利亚引进600多种葡萄，在天津建起中保葡萄园，后来中国发酵研究所又是怎么把这些葡萄全部酿成酒，进行逐一筛选；还有改革开放初，他在国家科委如何组织开发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和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等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一家法国高科技企业希望在中国投资布局，由于技术具有颠覆性，不好把握，因此我恳请任参事接见。

交流后，参事指出这个技术早在多少年前我们国家就已关注，并做了部分研发工作，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希望法国同行做哪些针对性突破，我们大致可以提供哪些方面的支持。

一席论述下来，条分缕析，切中肯綮，法国专家和投资机构对此无不深感惊讶，个个对任先生心悦诚服。

现在回想起来，任玉岭工作方法其实是一条清晰的逻辑链：

发现问题—实地验证—系统研判—精准建言—持续跟踪。

他不满足于听汇报，一定要亲自去看现场——农户、学校、医院、企业；他不追求建言数量，他的每一条都有扎实数据、一手案例、可操作路径。正是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方法论，让他的提案和建言总能直击要害、落地有声。

他每年都要跑二十多个省。给他打电话基本上都在京外，调研覆盖社会、民生和产业各个方面。他以“高频建言”及“建言力强”著称，被圈内称为“参事中的参事”，绝非偶然。

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民企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重重挑战，任玉岭以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躬身实践告诉我们：

真正的智慧不在书斋案头，而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百姓家中；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是否愿意为真理奔走、为苍生发声。

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解释了世界，但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任玉岭以他崇高的品格，充满使命感的工作实践，向我们诠释了这句箴言的真正内涵。他给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带来的不仅是那些被采纳的建言、被推动的政策，更是一种知识分子如何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国士风骨。

这，或许是他给我们这几代人铸就的珍贵的精神财富。